画意的求索

撰文│ 秋名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方兴未艾的摄影术时不时地卷入“摄影能否成为与绘画想匹敌的艺术”的争论。那是火棉胶的时代，彼时的摄影师们更像是化学实验师，每一张底片都要刷上火棉胶现场制作，工序极其繁琐。

在那样的工艺水平下，有的摄影师却成为了用底片作画的人，把多张照片拼接成一幅画。比如，英国著名的摄影师雷兰德创作了一幅构图如同拉斐尔《雅典学院》的照片——《两种人生》。摄影师用32张底片拼成了一幅长卷，画面中，一种人生是声色犬马的享乐；另一种人生则是勤勉克己的奋斗，带有典型的英国绅士审慎自律的传统。

雷兰德，《两种人生》，1857年

鲁滨逊，《弥留》，1858年

鲁滨逊，《像黎塞留的沃纳先生》，1857年

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们非常迷恋这样的玩法，喜欢穿上戏服，扮演画中人，扮演历史人物。虽然矫揉造作，但毕竟在摄影最初的探索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有趣的是，虽然远隔重洋，虽然相隔半个世纪，慈禧太后也迷上了这种扮演画中人的玩法。外交官裕庚之子裕勋龄留洋归来，担当起了老佛爷的御用摄影师，现存的慈禧太后的照片都是由他所摄。西太后穿上戏服，把自己打扮成观音，让太监、宫女等人立侍左右。主子成了观音，小李子也跟着过了把神仙的瘾。

扮成菩萨的慈禧太后，这样的玩法很像今天的90后、00后们爱玩的cosplay。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干版技术的成熟以及最早的塑料赛璐璐投入应用，我们熟悉的胶片才得以横空出世。那时的柯达有一句响亮的广告词：“你按下快门，剩下的事交给我们。”从此后，大量的职业摄影师、爱好者才得以加入探索者的队伍。在世纪之交的更迭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画意摄影运动走上了艺术史的舞台。一般认为，画意摄影发端于英国人爱默生1886年发表的文章《摄影：一种绘画式的艺术》。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这一运动席卷欧美，甚至也影响到了亚洲。

爱默生，《采睡莲》，约1885年

爱默生，《干草用耙子》，1888年

法国人德玛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喜欢用画笔在已经做好的照片上进行一番润饰，以达到可与绘画比肩的唯美。德玛西的照片确实很美，美得如同他法国同胞德加的素描画。

德玛西，《抗争》，1904

为了美，摄影师们会想各种办法让照片变得不那么清晰。比如，很多摄影师会使用柔焦镜头来达到这一效果。美国的摄影师非常反对这样的操作，这样修改底片有失摄影的本心。但画意摄影的理念彼此相同，都主张通过镜头创造一个唯美的世界，一个符合自己主观臆想的世界。

美国摄影师的代表人物施蒂格利茨开创了“摄影分离派”。这一流派主张让人们意识到“在画意表达之外，摄影作为一种媒介其自身的视觉表现力”。这样的主张更接近摄影的本体，毕竟摄影对真实的再现是绘画所无能为力的。施蒂格利茨不仅仅是一名成功的摄影师，还是一个成功的画廊经营者。他在纽约著名的第五大道创办的画廊就以门牌号命名为291画廊，该画廊的经营是非常成功的。那时的摄影作品已经能被当成艺术品在画廊里销售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新的形式。

施蒂格利茨，《驿站》，1893年

有个叫保罗·斯特兰德的年轻人在291画廊接触到了现代艺术，他用了一段时间消化这些革新的成果。不久，他就拍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斯特兰德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他将摄影这个媒介向两个方向推进，一方面是直接摄影，另一方面又抽离了一些具象的表达，使摄影作品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原意。

保罗·斯特兰德，《华尔街》，1915年

随着摄影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相机。人们相信，摄影不该是艺术家的特权，开放的大门应当面向全社会。轰轰烈烈的画意摄影运动也就逐渐走向了消亡。虽然多数摄影史学者们对画意摄影的评价并不高，认为画意摄影是对摄影本体的严重偏离，但如果没有这样一次热潮，摄影人又如何意识到应该回归到摄影最初的起点呢？看似田园牧歌般宁静的影像也恰恰反映了一种不安的社会思潮。诚然，那个年代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无论是被战争阴云笼罩的欧洲还是西奥多·罗斯福治下的美国，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不安情绪都需要在用影像臆造的梦境中推向远方。

编辑│秋名

（资料来源：《世界摄影艺术史》，冈特尔等主编，中国摄影出版社；《世界摄影史》，罗森布拉姆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世界摄影史》，顾峥著，浙江摄影出版社；《照片秀》，莫罗著，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保罗·斯特兰德》，巴伯亚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Wikipedia等。）